该赞同封杀咪蒙吗？

该赞同封杀咪蒙吗？

郑孜研

咪蒙终于被彻底封杀了。压垮这个著名的流量型自媒体的倒数第二根稻草，是其旗下的“才华有限青年”发布的《一个寒门状元之死》，一篇打着“纪实”旗号的编造文；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其过往发表的、如今被重新发掘的触怒公众的不当言论。

没有必要为咪蒙感到惋惜。咪蒙所生产的文本和其文本生产模式早已被从头到脚批判得体无完肤了。这些文本发自内心地认同/接受社会区隔固化，偶尔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辞藻来显示自己还尚且存有基本的同情心，用温情脉脉的方式渲染阶层跌落的痛苦，以回避现实的方式精确地实现舆论场的强烈共振——这一套已经完全标准化的方法屡试不爽，每一次都可以带来暴涨的流量，因为它所刻意迎合的那种集体无意识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然而比起揪住咪蒙和咪蒙的运作模式来大加挞伐，更值得做的事情却是探究围绕咪蒙的一系列舆论反应。《寒门》一文先是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共振，而后惹得媒体从业者迅速反击，舆论场上飞来飞去的话语迅速分成了两极。在这些话语之中，有一种声音渐渐大了起来：

这种贩卖焦虑、流量至上的传媒资本，就应该被舆论管控机构彻底封杀！

咪蒙所引起的流量暴涨没有逃脱舆论场主导者——官方媒体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的注意。早在2月1日，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就点名批评咪蒙的文章是“精神传销”，没有“锚定健康的价值观坐标”，而这时就已经可以在其下方的评论区看见不少要求封杀咪蒙的评论。从大型官方媒体（如新华社）和私有传媒资本（如新浪）对封杀咪蒙的报道来看，“不锚定健康的价值观坐标”显然是咪蒙最大的罪名。

显然，咪蒙在任何意义下都无意动摇现存的社会秩序。在很多时候，这种“不健康的价值观”甚至还能起到加固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政治权力终究还是不能容忍这种“不够正能量”的宣传方式。社会舆论不是强烈要求舆论管控机构封杀这种进行精神传销的无良资本吗？政治权力正好可以借着这种“自发的要求”来当一回包青天。比起揣测封杀咪蒙的动机，更有意义的是研究此举带来的效果：给了政治权力一个正当的加强舆论管控的机会，彰显了政治权力的公正严明，让正能量的声音变得更加畅通无阻。

这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作为统治集团管家的那些知识分子——负责掌管舆论的官僚们——的一大重要职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地同意统治集团所提供的社会生活的方向……执行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合法地加强对那些不积极地、或者消极地表示同意的集团的规训……”（《狱中札记》之《知识分子的生成》）。咪蒙的错不在于不鼓掌，而在于鼓掌的姿势不正确。

这个现象正好可以成为透视舆论场上领导权格局的绝佳窗口。葛兰西的理论写作针对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对“中立的公民社会”的幻想，而“公民社会”在这里本来就并不存在，因此它应该被恰当地改写为对“公正的政治裁决权”的幻想。这种幻想仍旧由在生产的层面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造就的，只不过在这里，这一集团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更加微妙。从经验观察来说，舆论场的领导权格局是三分的：具有头号地位的自然是依附于官僚集团那垄断性的政治权力的领导权；次之的则是依附于大传媒资本那垄断性的经济权力的领导权；而最脆弱的则是咪蒙这样“草根”化的、在高压下生存的自媒体资本的领导权。除此之外的社会力量的领导权可以说完全不存在；特别地，在一个号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大多数工人甚至没有能与资产阶级进行博弈的组织。

于是，面对着咪蒙这类自媒体资本引起的负面影响，人们能想到的只有祈求公正的青天来“执行人民的意志”。自由主义者对这种要求的即时反击多少显得底气不足——无非又是不顾读者的审美疲劳，再背诵一遍马丁·尼莫拉牧师的“起初纳粹来抓共产党人……”，试图引起普通读者与咪蒙这支传媒资本的共鸣。但追根究底，普通读者与咪蒙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被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所辖制；除了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之外，咪蒙给普通读者带来了什么呢？在几滴温热的眼泪之后，是更多的焦虑，更决绝的维护自己地位的决心，和带给咪蒙的流量。至少在舆论的快速反转之后，普通读者多少知道了咪蒙与自己没什么共同利益。

然而，为了反对咪蒙，就情愿乞灵于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造成这种心理的领导权格局又是怎么形成的？

与西欧和美国不同的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实质上获得过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前，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垄断在官僚集团的手里，社会生产由此展现出了一种较自由资本主义有显著进步的特征——集中/垄断，但与此同时，掌握着全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官僚集团维护自己地位的特征也变得更为突出。这显然说明了对政治权力的“公正”幻想的确是幻想，只不过这一幻想的对象不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市民社会，而是“代表人民”的官僚集团。

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官僚集团依靠着强大的控制力包办了政治生活，以高积累、低消费的高压控制来管理工人和农民（尽管在个别时刻它也容许“大民主”，但也很快走向了反面），客观上提供了市场经济改革时代所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它非常聪明地进行了改革，下放了部分经济权力给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对它来说不过是个强大的、偶尔不服管教的仆从。至于工人和农民的牺牲，则只在可能威胁到稳定才会被它纳入考量。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洞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以此看来，官僚集团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层面上都实现了作为统治阶级的使命：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垄断，直接导致了舆论场上对它的全面信任。毕竟，根本就没有别的备选项了——民间声音的传达很少不通过这三者的中介。民间力量若意图抗衡传媒资本，就必须通过垄断性的政治权力的中介。这正是多年来包办政治生活的后果。人们早就已经不再相信能够通过联合起来的力量去达成什么；联合起来的被剥削者必然具有令统治阶级战栗的力量，但不能认识到这种力量的联合也没办法主动发挥这种力量。

人们当然不会信任个别具体的坏分子，但总的来说，官僚集团全面垄断着社会生活，因此不相信它便意味着要放弃它所提供的所有基本保障（生产力毕竟发展了，平民的生活总比一百年前的赤贫者来得强多了）。当要求“全面封杀”的时候，封杀的执行者只能是官僚集团，而要求封杀的人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了与官僚集团一致的位置上。单纯地向本质上并不公正的“青天”去祈求公正，也许可以换来一时的、表面上的公正，但长期下去，被剥削阶级让渡的便是自己本已所剩无多的政治权力。

有些人大概要问：既反对咪蒙，也反对封杀咪蒙，那该怎么办？

显然，舆论场上从来不缺舆论暴力。但是在这一次事件中，舆论暴力的引领者仅仅是打击到了进行精神传销的咪蒙，却丝毫不曾追问舆论场上的领导权格局。应该有一些声音去追问几个问题：封杀者真的能代表大多数人，还是仅仅是恰好做了好事的统治者？在维护传媒资本的言论自由和向青天让渡言论自由之外，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

当然有。对于那些备受现实折磨的被剥削者来说，不要等待下一个咪蒙，现在就可以提笔书写自己的愤懑，至少可以对抗那些欺骗性的“正能量”。真实的愤懑必然是类型化的咪蒙们所不能代表的。对于那些还没有丧失对公正社会向往的人来说，不要满足于挞伐咪蒙，现在就可以去冷静地揭露、研究让人们愤懑的现实，提笔将它汇总成一幅清晰的图景：

领导权被瓜分了，被剥削阶级陷入了看似聒噪的沉默；

现实日益严峻，不能再幻想青天能够提供什么“公正的裁决”了，因为“公正的裁决”不可能掌握在让渡了权力的人手里，而只可能掌握在那些愿意掌握自己命运的群众手里；

要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