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在今天的中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真正相信和并认真对待官方意识形态本身
编者按
这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就中国政府镇压佳士工人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左翼学生一事而发表的短文,原文发表于2018年11月29日,链接如下:
齐泽克的文章有一些事实性错误:沈阳性侵事件的主角沈阳从未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参与佳士工人运动的学生并不是一群盲目接受官方意识形态宣讲的盲从者(事实上,很显然,对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阶级斗争、工人民主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在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中早已没有了一席之地)。我们也无法赞成齐泽克的观点。齐泽克在文末仅仅满足于“质问意识形态体系内部的问题”,但要想了解这些矛盾的来源,仅仅质问“内部的问题”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基于此的权力关系中才能找到原因,而要想了解原因,介入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因为在这些问题上,“行动永远走在理论前面”(克拉拉·蔡特金语)。然而,鉴于齐泽克的声望,我们还是选择将他的这篇短文译为中文。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失踪,这件怪事显示出国家的意识形态出了严重的问题
在今天的中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真正相信和并认真对待官方意识形态本身
斯拉沃热·齐泽克
今天的柬埔寨标志着我们的世界“正在发展的”那一部分所包含的冲突。不久前,他们谴责了最后一批仍在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的罪行。但在(至少是官方地)清算了红色高棉的恐怖之后,柬埔寨现在又怎么样呢?到处都是血汗工厂,到处都是儿童卖淫现象,外国人拥有大部分餐馆和酒店——一种形式的痛苦往往被另一种稍轻一点的痛苦所取代。尽管并没有这样极端,但中国难道没有陷入类似的困境吗?
在处理批评声音时,中国的当权者似乎越来越多地诉诸某种特定的程序:一个人(可能是生态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学生、国际刑警组织的负责人、宗教传教士、香港出版商,甚至是颇受欢迎的女明星)突然失踪几个星期,然后在公开场合重新出现,身上背负了几项具体的指控。这段漫长的沉默向公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官方可以在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任何人行使完全不透明的权力。只有接受了这一点,法律推理才能派上用场。
然而,马克思主义学生失踪的情况还是很特殊的。虽然所有失踪事件涉及到的人都进行过某种程度上可被定性为威胁国家政权的活动,但那些失踪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却援引了官方意识形态本身的说辞,以使其批评活动合法化。
在过去几年间,中国领导层决定重新强调意识形态正统。国家对宗教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同时大规模重印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文本。然而,随之而来的信息几乎总是这样的:“别太把它当回事”。
失踪的学生们正是按照他们所一贯被教导的方式来做事的: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说辞来采取行动,声援被严重剥削的工人,强调生态和妇女权利,等等。两个最广为人知(至少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的例子是张圣业和岳昕。张圣业是北京大学(又名“北大”)的研究生,当某天他在校园里散步时,突然被一群穿黑色夹克的人包围了,他们在殴打他之后,把他推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扬长而去。其他用手机拍摄这一活动的学生也遭到殴打,并被强制抹掉手机上的录音。从那一刻起, 就没人再听说过张圣业的消息了。
同一所大学的22岁学生岳昕也失踪了。她领导了一场运动,旨在澄清一名被党的某高级干部【译者注:原文是high party functionary, 疑似有误。沈阳在性侵事件发生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后为南京大学汉语言系主任、长江学者,从未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强奸的学生自杀的事件。而当她的母亲试图深入了解女儿的遭遇时,她的女儿却失踪了。岳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小圈子争取工人权利,就生态问题发声,还参与了中国的 #MeToo 运动。她和来自不同大学的数十名学生一起前往深圳,以支持当地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诉求。不久之后,在警方的残酷镇压下,50名学生和工人失踪了。
当然,党的领导层之所以产生恐慌的反应,是因为一个幽灵般的自组织网络已经从学生群体与工人群体的横向联系中浮现出来,它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获得了一些老党员、甚至是部分军队成员的同情。
这样的自组织网络直接削弱了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它谴责党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姿态罢了。由此看来,中国官方近年来关闭许多毛派网站、禁止许多马克思主义辩论团体进入大学就显得毫不奇怪了。在今天的中国,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真正相信并认真对待官方意识形态本身。
然而,我们应该避免掉入将全部的同情都倾注到马克思主义学生身上的陷阱。我们不应该幻想着他们能够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胜利,或者至少迫使党改变路线,来更加严肃地对待工人的诉求。我们(和他们)应该反过来思考一个更加基本、也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奉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却恰恰也是最粗暴地镇压独立工人运动、给予剥削工人以充分自由的国家?
仅仅对中国共产党未能有效地忠于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表示遗憾已经远远不够了。反过来,我们必须质疑这一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至少是质疑其传统形式的问题。